印象派画家梵高有一幅作品，题为《吃土豆的人》。画面上，灯光昏暗，四壁黝黑，一家人围坐桌前准备吃晚餐，主食是热气腾腾的土豆。这些吃土豆的人，他们面对简单的晚餐，眼睛里流露出渴求与感激之光。 土豆学名马铃薯，又称山药、山芋、山药蛋和洋芋。和红苕一样，它同样起源于美洲，是美洲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对人类的伟大贡献。16世纪，西班牙人在征服印加帝国的过程中，土豆也如同战利品一样被带回欧洲。不过，相当长时间里，土豆并没有餐桌，至多作为一种远隔重洋的新出现在王公贵族的花园里，让人联想起风急浪高的大西洋彼岸，居然还存在一个刚发现的新。土豆咸鱼翻身，从观赏植物上升为农作物是在1772年。这一年，巴黎医学院那些严肃得像一块钢板的学者们非常严肃地宣布：土豆是可以食用的。 不过，明末留下的一批史料中，虽然有土豆之名，但因无具体说明，现在已无法断定这种被明朝人称为土豆的东西是否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土豆。 据何柄棣先生考证，1650年，荷兰人斯特儒斯在时，曾见到那里种有土豆。其时，沦为荷兰人殖民地已有20多年。那么，显而易见，是荷兰人最早把土豆引种到了。 其后，康熙年间的福建《松溪县志》出现了汉语文献中对土豆的第一次具体描述，它表明这种在美洲已有几千年种植史的洋作物终于登陆中国内地：“马铃薯，叶依树生，掘取之，形有大小，略如铃子，色黑而圆，味苦甘。” 在，土豆曾创造了两段堪称的历史。两段历史，一喜一悲：与其他食物相比，土豆碳水化合物高，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食用有利健康，儿童食用能降低死亡率。资料表明，1780年到1840年的60年间，一个农民一天要食用近5公斤土豆。土豆喂养下，人口从400万激增到800万。然而，1845年，由于土豆大面积的病害进而枯萎，以土豆为生的人饿死将近100万，另有100万人溯了土豆的来，从欧洲美洲。 在中国，土豆同样影响了历史。今天，土豆已成为仅次于小麦、稻谷和玉米的全球第四大粮食作物，而中国的土豆产量，高居世界第一。 土豆收获时节，在甘肃中部的定西，我看到堆积如山的土豆，正被大大小小的车辆运走。地处腹地的定西，气温寒凉，昼夜温差大，黄土干燥，水分涵养差，许多作物都不宜生长，独有土豆欣欣向荣。从清朝乾隆年间引种到今天，定西已成为中国三大土豆主产区之一，被称为中国马铃薯之乡，支撑起当地经济的半壁江山。 土豆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作物，除了盐碱地，其他土壤都能生长。因此，国内像定西一样，原本耕地条件较差的地区，最终几乎都是土豆占据一席之地，并成为当地人的主粮。在贵州，“山地遍种，民赖以济食”；在四川，“山民倚以为粮，十室而九”；在湖北，“郡中最高之山，地气苦寒，居民多种洋芋，各邑年岁，以高山收成业丰歉”。 事到如今，在四川大小凉山、贵州西北部和云南东北山区，地薄天寒，山高谷深，除了土豆能够大规模种植，其他产量较高且能正常种植的作物屈指可数。因之，土豆就是这些地区农民最重要的口粮。反过来，宜于高寒山区的土豆的引种，也使得随着人口的激增，一部分人从平原和丘陵原本不宜居的山地。在土豆的帮助下，人类的种子播撒到了更为辽阔的远方。这些身处一隅的人，他们如同一株株生命力旺盛的土豆，只要有阳光和雨水，就能在风中成长。就像前人所说的那样：“高山地气阴寒，麦豆包谷不甚相宜，惟洋芋种少获多，不费耘锄，不烦粪壅，山民赖此以供朝夕，其他燕麦、苦荞，偶一带种，以其收成不大，皆恃以洋芋为主。” 我如今居住的成都市地处平原腹心，平原上的粮食作物以水稻和小麦为主。但在平原西北尽头的龙门山地区，土豆仍然是重要品种之一。1890年，当土豆已经在沿海地区种植100多年，梵高的《吃土豆的人》也问世几十年后，一群高鼻深目的法国人不远万里，为了的，来到位于成都平原与龙门山接合部的彭州白鹿镇。在那里，他们建起一座后来成为整个四川培训中心的下书院，顺便也为成都引种了土豆。据说，法国传教士们食用土豆时削下的皮扔到地上，不久竟然生根发芽。生命力如此顽强，这种从没见过的作物引起了周边农民的好奇，有人便带回去试种。从此，土豆在龙门山区代复一代地生息繁衍。今天，它已成为蔬菜彭州的特产之一。 1765年，即乾隆三十年，直隶总督方观承令匠人精心雕刻了12件刻石。300多年后，作为中国棉花种植史乃至农业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物，刻石依然保存于省博物馆。 那一年，南巡的乾隆途经，在方观承陪同下，兴致勃勃地视察了王氏庄园的棉行。稍后，方观承以乾隆的视察为背景，把棉花种植、管理、采摘，以及纺线、织染——一言以蔽之，就是从棉种到布匹的全过程——一一绘图，并配以简字制成册页呈乾隆御览。乾隆阅读后，兴趣盎然，这位古往今来作诗最多的拈笔为每幅图都题了一首诗。方观承要匠人雕刻的，便是这本留有御笔的册页。历史上，把它称为《御题棉花图》。 中国虽然是栽桑养蚕的发祥地，棉花却不仅是舶来的，而且进入中国人生活的时间并不长。在棉花登场抵挡风寒之前，我们的祖先能凭藉的是丝、麻、葛。然而丝绸太贵，远非编户小民所能消费；麻和葛虽便宜，保暖性却不尽如人意。《王祯农书》曾把棉花同丝麻相比，棉花的优点一目了然：“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埒之枲麻，免绩缉之功，得御寒之益。” 《御题棉花图》册页里，不仅有乾隆的诗，还有他的祖父康熙的一篇《木棉赋》。康熙文中的木棉，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种高大的开满红硕花朵的英雄树，而是古人对棉花的别称。这篇赋里，康熙追溯棉花的来历时说它“道伽毗而远来”。伽毗是哪里呢？有注家引《册府元龟》说，“(贞观二十一年三月)伽毗国献郁金香”，但“今地无考”。 窃以为，伽毗很可能就是迦毗，也就是迦毗罗卫国，即的母国。康熙的赋中，用它代指印度。事实上，棉花家族中的印度棉，就是古印度人培育出来的。汉朝时，随着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的贯通，棉花也像苜蓿、胡萝卜、葡萄等众多中亚、南亚和西亚作物一样流布中土。 不过，尽管汉代的典籍中就能找到棉花的记载，但在宋元以前，绝大多数中国人依然没能把棉衣穿到身上。因为，印度棉是一种多年生木本植物，喜热，好光，这决定了它只能生长在广东南部等少数地区。 宋元时期，原产于欧洲的一种一年生草本棉，从西北的陆和东南的海分头进入中国，从此，开始了棉花衣被中国的绚烂之旅。对此，《中国棉纺织史》认为，印度棉和宋元时传入中国的草本棉属同一种作物。在欧洲，它由多年生变成一年生；而在包括印度和中国南方的亚洲地区，由于气温高，始终未。 第一个把棉花种植提到国家高度的是元朝。1289年，忽必烈在浙东、江东、江西、湖广和福建设置一个新的机构：木棉提举司。按元朝惯例，对重要事务，一般都设专门的提举司负责。提举司级别为五品，相当于今天的地厅级。与木棉提举司类似的还有负责茶叶的榷茶提举司，负责海外贸易的市舶提举司，负责教育的儒学提举司。 及至明朝，棉花版图已从元朝的局限于长江流域扩展到、黄河上下，南北直隶及12个布政司75个府，都有成片的棉花种植。到了清朝，棉花更是“北至幽燕，南抵楚粤，东游江淮，西及秦陇，足迹所经，无不衣棉之人，无不宜棉之土”。此时，棉花已成为中国人最普遍最主流的衣着原料。 明太祖朱元璋以他农民式的精明，为大明帝国的万千作了条款非常多的。比如农民种什么，土地怎么分配，这个紫禁城里高高在上的天子也非常操心。他，凡是家里有5到10亩土地的农民，栽桑、麻、木棉各半亩，10亩以上的翻番。并且，地方官必须严格监督，不按的要处罚。 朱元璋的这种透露出的最明确信息，就是此时的大明王朝还属于完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地上所产，仅供自用。诸物皆备，不必仰于商品交换。 但是，100多年后的明朝中后期，一种远道而来的植物却意外地打败了朱元璋，让太祖高的圣旨成为一纸空文。这就是棉花。 明清之际，棉花以空前规模在全国大面积种植，最集中的是长江下游三角洲和黄河下游平原。其中，尤以长三角的苏州府和松江府为最，能够耕种的土地，百分之七八十种棉花，百分之二三十种水稻。水稻种得少，粮食不够吃，就大量从邻近地区贩运而来，而农民赖以购粮的银子，就是地里年年丰收的棉花和它们化作的一匹匹衣被天下的棉布。农民热衷于弃稻种棉，一个地方官洞悉了个中奥妙，那就是：“盖缘种棉费力少而获利多，种稻工本重而获利轻。”至于卖布买米或是相应地卖米买布，不仅使朱元璋的自给自足模式不再铁板一块，农民有了初步的专业化分工，同时也促进了商业化进程。 由于种棉织布蕴藏着海量商机，其间又产生了不少前所未闻的新职业。种植者除外，专业性的职业还有轧花匠、纺纱匠、织布匠和染匠，这些姑且命名为技术工人的人数，据统计，清代中期，仅苏州一地就多达两万人。他们之外，还有另一些不可或缺的角色，这就是美国史学家林达·约翰逊所说的“棉产品生产从农民的副业上升到手工工业，是通过掮客、工场主和商人共同的努力发展起来的”。 今天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上海，已是现代与繁荣的代名词。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这里还是东海中若隐若现的沙洲。随着沧海桑田的变化，到了宋朝的1074年，上海设镇。1292年，也就是元朝至元二十九年，上海设县，属松江府。当年留下的一幅地图显示，元朝时上海最显眼的建筑是衙门、军营和。它还远远算不上城市。即使到了明朝，它的城墙的城区直径也不到1公里。 上海分布着沙质的淤泥地，不宜水稻，却是棉花生长的理想之地。当棉花遍及南北，包括上海在内的松江府渐渐成为全中国首屈一指的棉花产地和工场最密集的纺织。此外，东海之滨的上海还是布匹出口的重要码头。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说，“(清初)棉花种植生产已遍及中国各地区，因之成为一般人民衣着主要材料。长江一带生产的一种，花作紫色，纤维细长而柔软，由农民织成的家机布，未经加工多微带，特别经久耐用，在外销上已著名，通称南京布”。这种南京布，其中的外销部分，几乎全部由上海经海运往广州，再从广州出口。仅1786年一年里，出口的南京布就达37.2万匹；不到10年，这一数字惊人地飙升到了100万匹。鸦片战争之前的1820年则达到了峰值：300万匹。美国《纽约论坛报》的创办者贺瑞斯·格里利曾回忆说，“在我的童年时代，中国的棉织品，被称为南京布，在新英格兰被广泛使用，甚至是穷人”。 正是洁白的棉花，给了后来成为远东明珠的上海第一推动力，就像林达·约翰逊断言的那样：棉花和商业是清代上海经济复苏的第一阶段的主要原因。19世纪之初的上海，已从一个荒凉的滨海小镇，发展成一座拥有12万居民的名副其实的城市。这一时代留下来的地图上，除了象征皇权的衙门和军营，以及象征神权的，更多的，是象征商权的各种公所——布业公所、茶业公所、丝业公所、成衣公所、南北货公所，以及因商权的空前发达而催生的商人们款叙乡情的各地会馆——江西会馆、潮惠会馆、浙绍公所、泉漳会馆、潮州会馆、建汀会馆……可以说，棉花催生了商业，商业带来了繁荣，繁荣点燃了平民的烟火。 400多年前，当上海还是一座咸腥海风吹拂的江南小镇时，那一年，为母守孝的徐光启在他滨江的老宅里，为他的《甘薯疏》写序。他感慨说，“方舆之内，山陬海澨，丽土之毛，足以活人者多矣”，但是，大多数人却固执地认为，一种作物只能生长于一个特定地方，误以为就像貉越过汶水就会冻死，桔移栽到淮北就变成枳那样有着天然的鸿沟。与这些胶柱鼓瑟的认识截然不同，徐光启，能够引种的作物是大多数，不能引种的只是极少数。如果不画地为牢，如果积极引种，那么“世可无虑不足，民可无饥殣”。 仿佛是为了徐光启的预言，踏浪而来的洋作物在中国大地上纷纷落地生根，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许，其中还包含着另一个简单的隐喻：与时俱进既包括自身的进步，也包括对先进的东西采取拿来主义。古人的总结要言不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