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超 在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中，竟然没有对易安词的评价。不知是否与“女词人”这一身份有关。 缪钺先生认为李清照词的研究不易，其故有二：一是资料零散；二是众说纷纭。 抛开对李清照“才锋太露”和词论过于严苛的批评，是否再婚的传闻，其诗词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围绕一个“真”字书写内心之情。这个真，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从真实的女性视角出发，以往词作，从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到唐宋诗词，大多从男性视角出发，将女性作为客体描写；或是以男性模拟女性视角，书写离愁别绪、怨妇情怀等。 宋代理学大家朱熹在《朱子语类》中，也曾写道，本朝妇人能为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李有诗，大略云：“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如此等语，岂女子所能。按照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对李清照这种不仅“才锋太露”，且在诗词中大量描写“相思”“情欲”的“不守封建妇道”的女词人不但不加贬斥，反而如此推崇，实在是诗中情怀可赞可叹，“此情无计可消除”有怎样的经历，便将怎样的情怀诉诸笔端，李清照诗词风格走向也是与其生活经历完全一致的。李清照词最为可贵之处就在于一个“真”字，无论是早年描写相思和情欲，还是晚年玩味孤寂与落寞，完全是基于客观的生活经历，从真实的女性视角出发，清新而无脂粉气，用情而不溺于情，因此尤为珍贵。 其二是情感真实。李清照早年生活优越，父亲李格非为当时著名学者，17岁那年嫁与金石考据家赵明诚，与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但从靖康之难开始，徽钦二帝被掳，朝廷南迁。李清照也被迫从书斋和闺房中走出来，踏上漂泊的道路。在南逃过程中，自己与丈夫多年积攒的金石古玩损失严重。后明诚病死，清照晚景境遇孤苦。这是李清照一生的基本轨迹。因此我们从其早年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中，读出待字闺中的幸福美好，从“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读出怜花惜春的少女情怀，从“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中，读出小乔初嫁的苦乐相思，从“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中，读出天涯沦落的孤独寂寞不是“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式的遮遮掩掩，而是“此情无计可消除”有怎样的生活经历，有怎样的“情”，便有怎样的“文”。 同时，作为一位女词人，李清照作品中亦不乏“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样雄壮豪迈的诗句。在中国传统价值观念里向来“成王败寇”，能够冲破藩篱，赞美“失败的英雄”，实不多见。这样风格词作的产生，是基于李清照寄予南宋“大举反攻、收复失地”的希望。以一弱女子而关心国事，臧否人物，抒发政见，实为难能可贵。顾随先生在讲《论语》“吾日三省吾身”时说：“抒情作品没有大文章，世界大而有人类，人类多而有你，一个大文学家是不说自己的。”李清照作品中虽有抒发小情小感的作品，但因真诚的作品最能打动人心，且从“木兰横戈好女子，老矣谁能志千里，但愿将相过淮水”这样的诗句中，婉约的女词人仿佛摇身一变成为了过江杀敌的“女汉子”，这样诗句就跳出了个人的小情小感，体现出一片家国情怀，这样的作品是符合顾随先生标准的。难怪李清照自创“易安体”对辛弃疾词作都产生了影响。 李清照生在北宋末期，继承唐代遗风，理学尚未兴盛，社会氛围相对宽松，人们的女性观念比较宽厚，社会也比较重视女性的教育，加之家庭教育的渲染熏陶，因此出现了这样一位冲破藩篱、显露才锋、钟灵毓秀的人物。由李清照，我想到了叶嘉莹叶先生。时空跨越800多年，却惊人地相似。她们两位作为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女性诗词大家，家庭氛围的熏陶，饱读诗书的才情，相对坎坷的经历，加之女性细微敏感的视角，这些让她们内心有了丰富而独特的情感体验，从而诉诸笔尖，变成诗词里面流淌的情感，真实地将社会生活与内心世界的融合展现在世人面前，从而让无数人生发共鸣与感动，从这一点上来讲，她们是感性的；而同时她们又是理性的，在一定社会环境下客观地分析着她们最喜爱的诗词，以“批判的理性”进行着“理性的批判”。 李清照、叶先生都站到了她们所属时代的前列，她们对于古典诗词的贡献和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叶嘉莹先生，九十多岁高龄依然坚守在古典诗词的讲坛。她与顾先生的这段师生情谊是她走向诗词道路的情结核心，顾随先生在写给叶嘉莹的一封信中说:“假使苦水(顾先生的别号)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她影响了多少人，她还要影响多少人，我们无从计算，但那将是许许多多不愿丢失中华文化之瑰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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